政治上的道德潔癖可能是暴政的幫兇,伯夷、叔齊不是太固執了嗎?(亞新社)

政治舞台上的戲碼沒有預告片,既然生於亂世,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面對社會危機,各本其性情,各守其分際,各據其體會,各按其知聞,互相參詳制約,謀定而後動,三思而後行就是一代人修成的正果了。

作者﹕許志榮 (2020年1月11日於《灼見名家》發表)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有種」既是有擔當、有氣概的形容,也是超越死亡、孕育明天的展望。

世運興隆之際,掌政者禮儀天下,庶民安居樂業,彼此都有從容的生活空間,道德倫理就是日常規範,大致不成問題。可是到了禮崩樂壞的窮途末世,民怨沸騰,群雄並起,說好的是轉機,說不好的,就是整個族群的危機。

伯夷、叔齊這對好兄弟就活在改朝換代的歷史關口……(註1)

兄弟讓國 尋找歸宿

伯夷、叔齊是商朝末年孤竹君的兒子。孤竹君立下遺囑,傳位給幼子叔齊。孤竹君逝世後,叔齊不肯就任,讓位給伯夷,而且擔心兄長不接受,於是逃出城外。伯夷亦不肯就任,也逃到城外去。後來都城裏的貴族擁立孤竹君另一兒子繼任,而伯夷、叔齊在野外遇上了,決定投靠以善待長者見稱的姬昌(後來被周朝追封為文王),作為終老的安排。

攔截義軍 冒死直諫

他們在途中遇上一支軍隊,主帥原來就是姬昌的兒子姬發。他在戰車裏供奉着姬昌的靈位,正要為民請命,推翻暴虐無道的紂王。兩兄弟知悉情況,馬上攔阻那支意氣昂揚的義軍,並批評姬發兩大罪狀──父親的喪葬之禮未安頓,馬上啟動戰端,是為「不孝」;身為臣子,以下犯上,是為「不仁」。姬發的侍衛亮劍要殺害他們,幸好軍師姜子牙調停,說他們是「義人」,煞住了侍衛的怒氣,然後把他們扶到路旁,讓義軍繼續進發。

不食周粟 殉道首陽

後來姬發率領義軍推翻了商朝,是為周武王,天下萬民都奉他為領袖。然而伯夷和叔齊並不認同這個新王朝,覺得作為周朝的子民是一種恥辱,於是退隱首陽山,堅守原則,不吃周朝土地種出來的糧食,只靠野菜維生。據《史記》的說法,最後兩人都在山上餓死了。他們臨終時低唱的絕命曲裏,有一個震攝千古的警句——「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不念舊惡」的深刻意義

伯夷、叔齊的故事之所以成為中國政治倫理的經典,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的行為充滿懸念,令人再三回味但又不能三言兩語說得透其中的道理。

司馬遷在記述兩兄弟的生平之前,引述了孔子的說話,從人格修養的角度讚許他們因為「不念舊惡」,所以心裏應該沒有什麼怨恨。「不念舊惡」這個成語現代一般解作不把別人過往對自己的傷害放在心裏,是一種待人寬厚的態度。不過伯夷、叔齊的事蹟與別人是否給他們帶來傷害無關,應有更深刻的解釋。

按照故事的內容,他們兄弟二人反對周武王伐紂,除了「孝」與「(狹義的)仁」的角色考慮,更重要的是對普遍道德原則的堅持──對待他人不應考慮對方「過去所作的惡」(「舊惡」),更不該承襲對方過去的惡行,以牙還牙,以暴易暴。所以,他們兄弟倆儘管不滿意武王伐紂,但沒有步他的後塵,圖謀以暴力對付他或推翻周朝的政權。

在文本裏,「不念舊惡」的意思大致與劉曉波那句「我沒有敵人」相近。(註2)

那麼該怎樣對待那些犯了彌天大錯的當權者?按故事裏伯夷、叔齊對姬發最初的兩個批評,他們認為每個人必須素其位而行,做好自己的角色──為人子者,盡子之責,父親離世無論如何要好好辦妥喪禮才處理其他事務;為人臣者,無論如何要盡忠職守,竭誠輔弼君主,進盡忠言,成人之美──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基礎不至崩壞。這種「力挽狂瀾」而不是「推倒重來」的從政原則,大致反映儒家保守而風險較低的政治哲學。

從另一角度看,道德潔癖的風險在於「犬儒病」(註3)和不正視罪惡的「鄉愿症候群。」(註4)

怨與不怨之間

孔子覺得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心裏應該沒有什麼怨恨。而司馬遷則以他們臨終時所唱的哀歌為證,提出異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並以兄弟二人餓死首陽山,善人得不到善報質疑天道不公,縱容罪惡。

其實這兩種評價並沒有矛盾。孔子就個人的自我成全來說,伯夷、叔齊為自己訂立的原則堅持到底,體現了「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自反而縮(自我反省無愧於心),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那首絕命之作確有哀傷的感慨,但主要的關注在於上古的盛世賢君已飄然逝去,生於以暴易暴的亂世,誰都沒有了依靠。

孔子在乎做人的道德操守,強調他們沒有因為個人得失而怨天尤人。司馬遷着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註5),揭示歷史的迷思,為善良的人遭受「反淘汰」的厄運而抱不平。

歷史判斷與道德判斷

現代的讀者或者會感到疑惑──歷史告訴我們,紂王是個惡貫滿盈的暴君,商朝傳位到他氣數已盡;而周朝推翻商朝,以封建、宗法治理天下,享有幾百年的盛世。要救民於水火難免付出代價,試問不用暴力如何能推翻暴政?政治上的道德潔癖可能是暴政的幫兇,伯夷、叔齊不是太固執了嗎?

其實這些都是歷史回顧的觀點。事情過去了,成敗功過白紙黑字都有了定論,當然可以怪責某些頑固分子阻擋歷史潮流,干擾地球轉動。可是,回到歷史的現場,在頹敗政權的壓榨下,當然有許多傷痛的故事,但要推翻暴政應由哪些人付出代價?在當下的現實生活裏,每一滴血都有腥味和痛感,每一個生命都是天地間僅此一人,每一剎青春都有蝴蝶效應的無窮想像,還有,那8000子弟兵的牽掛如何補償?身為將帥固然要戒慎恐懼,作為旁觀者要不要思考:這是一場等價交換嗎?為什麼犧牲的是他們,而不是你?

任何一個時代都有邪惡分子,但普天之下有更多無辜的庶民。他們在暴政橫行的末世已有許多無可奈何的委屈,要是有人聲稱「為民請命」,維護那些沉默大多數的權益是不可推搪的應有之義。所以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註6)

回到伯夷、叔齊的事蹟,他們實在無從確定姬發將來是個文明的領袖,只見到他如何處理父親的喪事,如何以下犯上破壞綱紀,怎能把善政的盼望都押在他的身上?

悲觀地說,以暴易暴強者勝,這樣的歷史由無數生死相搏的故事堆疊而成,只不過是血淋淋的「相砍書」而已。世上有多少英雄人物在使用暴力奪取政權之後功成身退,還政於民?

信仰的力量

或者有意見認為,伯夷、叔齊都是建制派,只會為當權者「維穩」,對紂王的殘暴置若罔聞,怎可承受讚美?

如果單看攔截義軍一事,只聽他們關於「以下犯上」的批評,或者可以這樣說。不過,再看第一個情節──兄弟二人都視權位如無物,甚至仰慕姬昌的善政,離開所屬的鄉土而投靠他;後來形勢逆轉,姬發成功奪權,天下都臣服於他的王朝,建制派最懂得接受現實,甚或趨炎附勢,但他兩兄弟的抉擇完全超越了個人政治利益的考慮,體現了宗教的殉道精神。這種信仰的感召一般士卒未必受用,但稱他們為「義人」的姜子牙肯定領略到。

回顧現代史,有一個現象很值得研究──200多年來東西方多個國家都發生了推倒舊政權的革命,可是到了近30年,大部分標榜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政權都倒台瓦解,僅餘的都要抓緊人民的信仰,配合當權者的造神運動。今天人們掛在嘴邊的「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對於下線的社會問題而言,的確是個合理的訴求,但往上線檢討,或者會透現一個解決困局的可能──政治問題要靠廣義的「信仰」解決。

所以秉承儒家道統的韓愈把伯夷、叔齊視為政治倫理的座標人物。(註7)

信仰是個內涵豐富又莫測高深的文化引擎,怎樣啟動「祂」來催化人類的文明,是一門大學問。

「狂者」與「狷者」之間

如果細看伯夷、叔齊兩兄弟的行為,不難發現某種微妙的道德力量──沉着的氣概、柔韌的擔當,以及平和的殉道精神。

孔子說他本來想將學問傳授給性情中庸的弟子,可是這樣的人實在不多,只好接受「狂者」和「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其實社會的進化亦隱含這樣的格局。每一次社會變革總有人湧上前線衝鋒陷陣,亦有人站在瞭望台盱衡大局,超越當下的政治矛盾,以人性和文化的視野透現道德危機,發出文明的警號。

人的不同性情大概也是常態分布的。各時代的性情組合,由混沌狀態隨機鋪演成當下的人性光譜,再互動整合成一代人的命運。在開放的社會裏,每個人都可以各顯其生命的意義,感召他人,引領文明的發展。

後記

政治舞台上的戲碼沒有預告片,既然生於亂世──其實各個時代有各時代的問題──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面對社會危機,各本其性情,各守其分際,各據其體會,各按其知聞,互相參詳制約,謀定而後動,三思而後行就是一代人修成的正果了。

注釋:

註1: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

註2:劉曉波〈我沒有敵人 我的最後陳述〉:「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註3:胡平〈犬儒病——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

註4:《論語‧陽貨》:「子曰:鄉愿,德之賊也。」

註5: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註6:《孟子‧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註7:韓愈〈伯夷頌〉

作者的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