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講學的用心在於推廣教化,並培育才德兼備的從政者。(Shutterstock)

「聖上」並非「聖人」,「君主」並非「君子」,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比「白馬非馬」淺近得多。如果嚴謹地閱讀文本,可以肯定孔子所說的君子,絕對不是現實上位居至尊的君主。

作者﹕許志榮 (2020年12月19日於《灼見名家》發表)

文憑試中文科選定經典作品為基本教材,大致以傳統經、史、子、集的範疇及分量輕重為依據,其中半數可歸類為「經」部的篇章。選自《論語》的〈論仁、論孝、論君子〉、孟子的〈魚我所欲也〉、荀子的〈勸學〉、諸葛亮的〈出師表〉、韓愈的〈師說〉及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等,內容都涉及儒家倫理,以傳道、授業、解惑為主,學習重點並非語文技巧的鑑賞和領略。

以〈論仁、論孝、論君子〉為例(註1),很明顯是德育的軸心範文。其中作為人格典範的「君子」更是孔子學說的關鍵詞。由於課文選自《論語》,原文語境大多是孔子與弟子或時人的對話,當事人用詞的意義不言而喻,而後人讀這些語錄,因為「君子」之名有「君」字在其中,「他」的身分角色引起了不同的理解。一般的教材會作出類似的簡單說明──「君子」有時指有德者,有時指有位者,有時兼指兩者;「君子」一詞本意為當權的貴族,經歷社會不同發展階段,演變為道德人格的典範。

這種若即若離、模稜兩可的說法其實參考作用不大,不過其中耐人尋味之處,正體現了儒家學說超越政治,植根於倫理,再回過來制約政治的智慧。按照訂立課程的初衷,這亦是儒家學說的精華所在,應以弘揚道統的精神給學生開闊成長的視野。

「道統」、「政統」與「學統」之間的樞紐

「聖上」並非「聖人」,「君主」並非「君子」,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比「白馬非馬」淺近得多。如果嚴謹地閱讀文本,可以肯定孔子所說的君子,絕對不是現實上位居至尊的君主。孔子以不同的重點闡述君子之道,意在啟發性情各異的弟子踐行淑世的使命,下學而上達,撥亂反正,成就治國、平天下的人間事業。君子的社會角色一方面是政權的輔弼者,另一方面卻超越政治權力,對它有所規範,有所制衡,或以春秋之筆有所批判,或以君子之怒有所懲罰(註2)。君主是實體政權的代理人,而好學不倦,有智謀(知),有修養(仁),有擔當(勇)的知識份子則是公權力的代議士或介入政壇的執行者,所以有資格像孟子那樣「說大人則藐之」(註3)。

至於曾子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中的「士」,亦從政治角色蛻變為倫理角色──「『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士君子」一詞2000年來隨着儒家成為國教而通行於世。至於呂坤《呻吟語》所批評的「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註4),只是針對其中無心踐行使命者的諷刺。

君子的文化角色

〈論仁、論孝、論君子〉的啟發涵蓋倫理和政治兩個範疇,前者為本,後者為末,並以內省和學習貫通其間,隱約透現「以德治國」的政治倫理觀。雖然現代社會對公權力的熱切關注遠非傳統社會所及,不過課文選輯的語錄包含了許多相關道理,如果輔以補充教材,對學生理解知識份子的角色會有深刻的啟發。

君子之道的成全以修身為本,然後齊家,治國,平天下。

君子作為道統與政統之間的連結,得志於當世則介入政壇,兼善天下,將道德倫理植入政治體制之中──「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註5)。

在道義與事功不能並存的兩難處境下,君子會棄事功而取道義,襟懷坦蕩,不憂不懼,反求諸己,獨善其身,或遁隱山林,或講學民間,移風易俗,壁立千秋。

回到中文科〈論君子〉的課文,八則語錄所觸及的都是超越社會角色的個人修養或有關境界的描述。其中雖有可議論之處,一般而言,都近乎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人格典範,但把它套上當權者的形象卻有格格不入之感。且看──「無友不如己者」、「坦蕩蕩」、「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成人之美」、「恥其言而過其行」、「遜以出之,信以成之」、「不病人之不己知」、「求諸己,不求諸人」……與君主的角色完全不相干。

孔子講學的用心在於推廣教化,並培育才德兼備的從政者。因此解讀這些語錄只須彰顯其普及的倫理意義,或延伸所及的政治意義,不宜將「應然」的修養境界移花接木,理解為對當權者實質表現的認同,以免墮入奉承諂媚、歌功頌德的陷阱。

 

註釋:

1. 〈論仁、論孝、論君子〉

2. 以君子之怒有所懲罰:《孟子‧梁惠王‧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3. 說大人則藐之:《孟子‧盡心‧下》

4. 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呂坤《呻吟語》

5.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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