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本地青年較少以大自然為「生命意義來源」。(Unsplash)

面對今天世代分裂,我們應該如何讓年輕人自然地呈現他們在過去人生所經驗的掙扎與期待,強化溝通?

作者﹕何瑞珠 (2020年11月7日於《灼見名家》發表)

撰文﹕何瑞珠(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張穎珊(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岑國榮(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副研究員)

叩問人生意義,並非哲學家或宗教人士獨有的關注;它亦跟自我成長、教育以至生涯規劃等範疇息息相關。然而就研究方法而言,若以問卷調查來研究「生命意義」,受訪者的回應受限於研究者已有的概念框架;若是以訪談或書寫來探討,則參與者的言語文字表達力會大大左右他們的闡釋空間,甚至影響了分享內容(註1)。對此,一些學者嘗試以自助攝影(Auto-photography)及照片引談(Photo-elicitation)這種新方式來探問「生命意義來源」。自助攝影是指邀請參與者就特定主題進行自主攝影,所拍照片亦會被納入為研究素材。舉例Steger及其同工(註2)便邀請了86位大學本科生在一星期內,把生活中「帶給自己生命意義的東西」以相機拍攝下來;在參與者交回相片時再邀請他們為照片寫下文字解說。

HKCISA中心在第四階段「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中,曾參考上述研究,並以自助攝影及照片引談作為研究方法,嘗試探討本地年輕受訪者「生命意義的來源」。在本年5月至10月期間,本中心研究團隊跟46名以往曾參與「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的年輕人(23-24歲)進行訪談,期望能了解他們在步入成人階段這期間,對升學、工作、人際關係、健康、幸福生活及未來的種種看法。我們在聯絡受訪者時提出邀請,讓受訪者事先找三樣「帶給你生命意義的事物」,並拍照下來好在訪談中分享。類似前述Steger及其同工(註2)的研究,我們同樣提示受訪者:「帶給你生命意義的事物」可以是人、事件、物品、風景,甚至抽象符號;而跟Steger的研究相異之處是,基於研究訪談時間所限,我們只限每位受訪者分享三張相片(Steger則限每人最多12張)。我們的研究設計是在訪談中邀請受訪者以口述來解說,相信在對話中能獲得比文字解說更完整而豐富的敘述片段。

香港年輕人眼中生命意義的來源

在是次研究當中,不同受訪者對此活動有不同的回應。有的受訪者十分用心,把大量照片按不同範疇組合成三張來分享;但亦有受訪者表示難以想到有哪些事物帶給自己生命意義。最終,我們收集到133段有關照片的敘述,並嘗試把受訪者的回應分為16個類別。圖一顯示這些敘述片段在不同類別的分布。

圖一:受訪青年對於「帶給自己生命意義的事物」的照片敘述分布

青年在生命中重視什麼?

研究發現最經常被提及的一項是與家人的關係,當中包括與父母、祖輩、延伸家庭、兄弟姊妹及子女的關係。其次是朋輩關係,當中包括在不同成長階段,包括就學、工作等不同時期結交的朋友。第三是並列的兩個類別:旅行及個人成就。旅行包括遊歷,以及其間所經歷的建立友誼、開闊眼界與自我發現;個人成就則包括一些對自身重要的個人成就(如考獲車牌)。其餘較常被提到的是興趣(工餘時間不同的自主活動)、工作(開展職涯身份、工作經驗,以及在工作中獲得的回饋)及個人信念(如要感恩,或無論境況如何也要對未來抱有希望)。不少青年也談到人生的深刻經驗(如突如其來的病患要做手術)、自己與寵物的連繫以及與伴侶開展親密關係。讓我們也按最多被提及的三個類別,抽出一些例子跟大家分享。

圖一中分類相片例子及受訪者的相關描述:

1. 家人關係:核心家人、父母、兄弟姊妹、祖輩、子女、延伸家庭
圖為家中客廳的沙發:「客廳是一家三口一起看電視、吃飯的地方。代表與家人的聯繫,以及『家』的概念。從小到大與家人的聯繫,塑造了我今天的習慣、價值觀和日常生活。」

2. 朋輩關係:成長、就學、工作等不同階段的朋友
圖為相簿:「相簿裏面都是同friend影的相。Friend對我都幾緊要!甚至可以超過自己,即是在我內心排名入面。所以這張相,是想表達朋友對我的重要。」

3. 旅行:遊歷以及在其中建立的友誼、眼界與自我發現
圖為外地風景:「『遊歷』在我人生中是好重要,因為我覺得世界這麼大,是應該要去不同的地方去explore一下;我覺得『遊歷』是在充實我的人生,讓我知道更加多這個世界其他的地方是怎樣。」

從上述結果可見,是次研究的受訪青年並沒有太着重以「擁有的物質(如金錢)」作為重要的「生命意義來源」,對比Steger及其同工的研究中,「擁有的物質」卻是第五多被提及的「生命意義來源」。這可能與兩項研究對每人分享的照片數目有不同限制相關;但亦可能顯示是次研究的受訪者在預先篩選最重要的三張照片時,「擁有的物質」已顯得較為次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地青年較少以大自然為「生命意義來源」,然而「大自然」在Steger之研究中卻是第三多被提及的「生命意義來源」(前兩者分別是「關係」及「興趣」)。這或許亦反映本地社會的生活空間,在模塑或規範着年輕人的生活經驗,繼而影響着他們攝取生命意義的素材。對於忙碌追趕學業、生活節奏急速的香港年輕人來說,給予更多接觸大自然的空間和機會,會否令他們對生命的意義有更深更廣的反思?

總結:複雜的生命意義

在是次研究中,受訪年輕人在思考並分享自己「生命意義的來源」的相片時,往往會題及相關的個人生命故事,也會自然地呈現他們在過去人生所經驗的掙扎與期待。例如有受訪者以家庭為自己生命意義的重要來源,但在訪談中卻多次提及自己與家人關係其實充滿張力;這似是矛盾,卻也似乎可以更立體地呈現在現實處境及限制當中,年輕人尋求生命意義時那複雜的情感。現時學校大多採用不同的量化評估工具,例如教育局的「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APASO),又或者透過日常接觸和觀察學生、與學生面談,來審視學生的身心健康狀況。是次研究中採用的「自助攝影」和「照片引談」,既能令時下非常喜愛用手機拍照的年輕人更願意和投入分享,亦能為老師和青年工作者在傳統的方法以外,提供一個嶄新的角度來理解年輕人所重視的人和事,從而支持他們建構自己的美滿人生。

注釋:

Esterling, B. A., Antoni, M. H., Fletcher, M. A., Margulies, S., & Schneiderman, N. (1994). Emotional disclosure through writing or speaking modulates latent Epstein-Barr virus antibody titer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2, 130–140.
Steger, M. F., Shim, Y., Rush, B. R., Brueske, L. A., Shin, J. Y., & Merriman, L. A. (2013). The mind’s eye: A photographic method for understanding meaning in people’s live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8(6), 530–542.

原文出處: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通訊(Hong Kong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Newsletter)第34期 2020年11月

作者簡介

張穎珊

香港中文大學價值教育文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曾任中學教師、「心靈教育:學與教的終極關懷」研究計劃副研究員。

岑國榮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哲學碩士,現任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副研究員。曾任「推行中學教學語言指引之延續評鑑研究」及「教學語言政策對教育晉升的效果」等研究計劃副研究員。

 

作者的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