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而不合的教育?(亞新社)

跟大部分父母一樣,以前的我,期望孩子能夠順利升學(包括大學),便能保障將來的生活。加上他有特殊需要,我更加努力訓練他提升弱項,每天幾經困難才完成大量功課和溫習,不但令他身心疲累、沮喪、還缺乏自信。這是否對他將來的生活最重要?他究竟快樂嗎?

作者﹕何美儀 (2015年10月24日於《灼見名家》發表)

家長組織「教育大同」於2014年的論壇邀請了芬蘭教育家分享芬蘭教育模式。討論中有人問及芬蘭是怎樣推行「融合教育」的。答案竟然是個反問:「什麽是融合教育?為什麽要有這措施?」妙絕的答案!在芬蘭,低智商的孩子會入讀特殊學校,其他孩子都自然地入讀鄰近學校。每一個孩子在芬蘭都是珍貴的、獨特的。孩子不會被標籤為「特教生」,學校會應孩子的不同需要提供支援。

「融合教育」在香港的推行卻一直被人詬病。張文倩是我的要好朋友。她的兒子跟我家老三同齡,有自閉傾向。老三自小一開始,每星期一次到她家當小天使——協助她的兒子做社交訓練。多年來,陪伴着她和她的愛兒在主流學校求存,淚流了不少,心也很痛。我希望分享她的心路歷程,讓更多人反思香港教育。

改變的是學生還是家長?

孩子有自閉症,家長努力改變他的行為,以便將來融入社會。其實,這個社會也需要改變⋯⋯

孩子四歲,幼稚園老師跟我說他有點不一樣,請我帶他去做評估,結果被評為「自閉傾向」。自閉症?我以為是那些用頭撞牆、失控大叫的孩子,才是自閉兒,怎麼會是我的孩子?過了一段日子終於接受。從此,我離開原本的工作,走上另一條學習之路——學習做自閉兒的照顧者。

起初,我以為努力訓練和改變他,希望有一天他會變回一個「正常人」,便達到目標。現在兒子已12歲了,回頭一看這幾年的經歷,兒子的確改變了,但原來我的改變比他還要多。

改變一:對香港教育制度的看法

老公和我在香港長大,在主流學校讀書至中學畢業,先後到外國升學。因此,順理成章把孩子送入主流小學。當然,考慮他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已經選了一間不太催谷學生成績的屋邨小學,以為已經放慢腳步。

入讀小一後,才發覺現在的課程比我們的年代艱深很多,還多了小三及小六的 TSA 評估。因此,不少學校將大量精力放在提升學校在全港 TSA 的達標率。學校只看重學生的中英數學科,而操練 TSA 習作變為恒常的功課。加上,學生要非常專注,才能在有限時間完成大量課程及功課。在此環境下,對 SEN 學生是很大的挑戰。有些學校對 SEN 學生採取放棄政策,有些用不同方法將他們拒於門外,有些用高壓的方法催谷,以為幫他一把,其實把 SEN 學生及家長的迫得透不過氣,不少學生因此出現情緒問題。

初小那三年,我以完成功課以及考試合格為目標,以為標準已經很低。每天早上七時開始,上課丶溫習、做訓練及做功課,佔據大部份時間,每晚11時才睡覺,連玩的時間也很少。

當然,孩子跟我的關係愈來愈緊張。到了小四,一天晚上,孩子躺在牀上跟我說:「媽媽,我出生的意義是什麼?」跟着哽咽的説「就是做功課!」我下意識摸他的面頰,是濕的。在體檢問卷上,我發現他原來認為自己在父母、老師及朋友眼中是「一個無用的人」。

作為父母,亦退一步想,這樣上學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在這樣的學習環境,既未有切實追求知識,更花了大量時間在學校呆坐丶在家趕課程及功課,不單身心疲累,屢屢失敗更打擊求學心及自尊心,自我形象低。我不甘心這樣浪費他的黃金期,最終放棄主流學校,入讀專門給自閉學童的特殊學校。現在,孩子在學校得到適當的學習支援,開心得多,還培養寫作的興趣,跟我們的關係已經改善很多。加上,有足夠時間照顧孩子的其他需要——訓練自理、社交能力和改善固執行為。

改變二:角色的改變——由家庭主婦走入立法會

自從孩子有自閉特質,我開始接觸不少自閉學童、家庭及其他有學習差異的群組。2012年,我認識了一班 SEN 家長,他們走訪多位立法會議員,反映現時主流學校融合教育的問題,希望在立法層面得到改善。但大部分立法會議員見一次面後,唯唯諾諾之後都是無疾而終。只有張超雄議員,成立了檢討融合教育的小組,並於2014年9月提交報告。在一個公聽會上,讓持份者(包括學生、家長、老師及校長)向政府各方官員(包括教育局、食物及衞生局、社會福利署等)反映實況,不同的 SEN 學生在主流學校也是困難重重。其中2013年5月27日的公聽會上,不少自閉學童的家長發言,敍述面對主流學校的各種壓力,其中一位説:「我曾經想攬住阿仔跳落去⋯⋯」

我發言其中一段:

請問教育局,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現今中小學課程日趨考試主導,強調課堂秩序(令學生坐定)丶一刀切的考核丶大量功課及 TSA 的操練,令學校/老師在課程上難於照顧個別差異。在此環境下,我們的教育制度只適合部分學童就讀,令大群有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學童(以10%估計,約8萬名)未能有意義地參與學習,沒有平等的機會接受教育。

⋯⋯教育局只作撥款及提供大量指引,但老師及教學助理缺乏專業培訓及技巧,未能因應自閉學童的障礙而幫助他「有意義的參與」學習,真正的接受教育及協助他增強社交能力,與同學建立友誼,融入校園生活。

其後在這平台上,有家長發起到台灣訪問,參觀當地的中學丶大學、學者及家長團體。這次訪問令我大開眼界,台灣30年前已立法「特殊教育法」,政府投放大量資源,保障殘疾人士在人生各階段的保障,包括由評估、訓練、教育、生涯規劃等。尤其,看到台灣家長團體的積極,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原來家長的力量可以改變孩子的將來。回港後,幾位同行者和我決定成立「特教平權」(SEN RIGHTS),倡議 SEN 孩子有權接受平等的教育機會。往後的日子,我也變得比較積極,除了參加了幾個家長組織外,間中接受傳媒訪問,隔數天便會和素未謀面的 SEN 家長傾談,分享經驗。

改變三:對殘疾權利的看法

以前,我對殘疾權利的議題不大理會,認為對目前面對孩子的困難沒有多大幫助。

這幾年漸漸發現,雖然孩子在各方面是有進步,但自閉是他的特質,他的行為永遠跟別人不一樣。將來長大後,在社會生活將會面對不少困難。我在想,如果整體社會對他們認識多一點,用包容的態度看待有個別差異的人,孩子將來面對的問題便少了一大截。因此,我開始有興趣了解殘疾的權利,從「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殘疾歧視條例(DDO)、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殘疾人權利公約(CRPD)。

2007年,聯合國通過制訂殘疾人權利公約,完全改變對殘疾人的看法,已經由「醫學模式」發展成為「社會模式」。在香港,一般人也是用「醫學模式」:殘疾人士是有缺陷的,主張透過醫療復康的介入方法,去「治療」或「糾正」。而「社會模式」角度卻是:提倡改變社會態度、環境和制度,並且通過科技和設施,減低殘疾人士的限制和障礙,讓有殘疾及健康兩者平等享有參與社會活動的權利。殘疾人士可充分發揮潛力,培養自尊自重的精神,能夠貢獻社會。好像,提供輪椅給肢體殘障的人,他們便可以到達目的地,同樣道理,對於自閉人士,社會應該提供什麼援助,協助他們參與社會。現在,有些跨國企業也認同自閉人士的某種能力,提供職業安排。

雖然香港在2008已經簽署成締約國,但從教育局「融合教育」政策以及對殘疾人士的各種支援,香港政府沒有認真履行責任。

總結

跟大部分父母一樣,以前的我,期望孩子能夠順利升學(包括大學),便能保障將來的生活。加上他有特殊需要,我更加努力訓練他提升弱項,每天幾經困難才完成大量功課和溫習,不但令他身心疲累、沮喪、還缺乏自信。這是否對他將來的生活最重要?他究竟快樂嗎?

幾年下來,我學懂了,要改變的,還有我對孩子的期望——放慢腳步,好好的陪伴他、認識他的強項弱項,從而幫助找適合他性格的支援及學習環境。

現在,我期望孩子能夠在開心的環境下學習,發揮強項,從而培養自信心,將來可以融入社會,獨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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