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化人的專業成就,粵語在民間也孕育出另一種風光。(亞新社)

粵語代表着的是深厚的地區文化,如何把它發揚光大及保育,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作者﹕許志榮 (2017年11月18日於《灼見名家》發表)

香港的語言環境隨着時局不斷演變。普通話憑着共同語的實用功能,加上強力的推廣政策,正以雷霆萬鈞之勢睥睨天下,區區一地方言要屹立不倒,的確是個難題。粵語保育作為策略的描述,重點在於保住生存空間,至於培育發展似乎聊備一格,未見籌謀。至於「粵語書寫」,意義在於開荒闢地,訂立文本,讓粵語發展成全面的溝通工具。樂觀地看,這或可從多方面達致培育發展的效果。

粵語書寫的願景

一、功能演進,自我成全

要保育一種語言,必須讓它超越口耳相傳的場景限制,演進為文本書寫,發揮全面的信息傳遞作用。粵語如果只能作為口頭的溝通工具,無論怎樣生動活潑、源遠流長,畢竟是欠缺具體憑證的霎時風光。按照內在的發展邏輯,好應讓它衍生出相應的文本,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體現語言的延續功能,並參與社會文化的互動。

二、 約定俗成,統一規範

目前我們並非沒有粵語書寫,不過大多數是各師各法的業務操作,或小眾的即興塗鴉。從好的角度看是多方嘗試,各有千秋,但不足之處是莫衷一是,妨礙溝通。粵語的字、詞、句法經歷時間洗禮和開放社會的衝擊,實在有待整理揚棄。粵語書寫如果能夠普及,相信有助於鎔裁共識,按約定俗成的原則訂立統一規範,增強粵語溝通的質素和持續發展的穩定性,從而提昇它的社會文化地位。

三、介入生活,開拓版圖

粵語書寫一旦確立規範並為社會廣泛接受,既可作為口語溝通的憑證,亦有利於取得合法的語文地位。粵語倘能煥發潛藏的生命力,以文本方式在不同範疇介入社會生活,肯定有利於鞏固和開拓自身的生存空間。

四、身份自覺,建構認同

以方言為母語的人運用共同的書面語,就如置身於公共場所與人相處,難免有起碼的社交距離。然而只要授受雙方默契,方言的文本溝通能產生不足為外人道的親切感。試想想學生上課傳紙條,或者傳說中藏在月餅裏的起義號召會用甚麼文字書寫,不難明白箇中玄機。這份天經地義的身份認同會令人更珍惜飽歷滄桑而倖存的「鄉音」,不讓它荒腔走板。

五、佳作共鳴,提昇格調

面對共同語的「實用」威權,方言要取得尺寸之地孳乳繁衍,可循非實用的方向彰顯自身的價值。就以評彈與崑曲為例,它們所用的語言都是被稱為「吳儂軟語」的蘇州話。就因為兩者的藝術價值得到廣泛的肯定,蘇州話在內地保留下來了,崑曲更被列為「人類口述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以此為鑑,要發揚粵語,單靠詞彙的淵源或詩詞韻律的細意講究,很難獲得廣泛的認同。如果附麗於多數人都能欣賞而又不易轉譯成普通話的文字創作,保育的效果一定事半功倍。

六、折衷融會,轉進傳承

粵語書寫一旦付諸實用,文本的流傳一定會超越口語相傳的範圍,跟共同語和其他方言有較大的交流的機會。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人說的「品味」、「埋單」、「搞掂」等詞語跨過羅湖橋,略經打扮,變成「品位」、「買單」、「搞定」便取得生活場景的護照,到處通行。還有「的士」、「打工」更粗服亂頭,落地生根。至於「仆街」這個詛咒,則截取了「倒楣」的意思,直撲中原。以此為例,可以想像粵語書寫與不同的漢語文本最後滲透融和,加速整體語文的優生節奏。在這樣的更生換代過程中,粵語的言詞、風格及文化底蘊有機會得到廣泛的肯定和傳承。

粵語書寫的回顧

如上所述,粵語書寫的願景其實不難理解,但要制訂落實的方案卻是另一回事。回顧香港粵語書寫的發展或者會得到一些啟示。

根據文獻和一些長者的回憶,清末民初在廣東沿海一帶流行「唱南音」、「數白欖」、「木魚書」、「龍舟歌」、「蜑家歌」、「鹹水歌」,有藝人以此等說唱表演謀生。那些歌詞就是早期民間的粵語書寫。它們得到讀書人的青睞,予以仿作並流行於文人雅士圈中,統稱為「粵謳」。這類說唱在香港亦盛行一時,部分作品更被殖民地官員翻譯成英文(註1)。而清末民初發展至今的香港粵劇,例如唐滌生的作品,更是粵語書寫的重要成果。這段早期歷史似乎隱含一個重要信息──粵語書寫之所以發揚光大,頗類似《詩經》、《樂府》的流佈傳承,機遇在於文人的介入,讓它去蕪存菁,雅化昇華。

1949年之後,由於地緣政治的關係,香港的語文發展相對開放,作為居民日常溝通工具的粵語有較大的生存空間。雖然傳統的粵劇日見式微,但日進千里的粵語電影取而代之。此外,像雨後春筍的粵語流行曲亦逐漸取代國語時代曲,加上電視劇流行,令粵語書寫更上一層樓,造就了許多通俗文學的能手和傑作。

此外,素來以官式白話文為本的報章雜誌不斷開闢以粵語入文的專欄。因為語文親切感催生市場需要,代表作家如三蘇(註2)、黃霑等就以此為帥氣的賣點。後來在專欄之外,粵語的通俗詞彙和語句逐步滲入報道和評論的文本裏,最近更不避外文,「DQ」一詞頻頻見報而沒有被DQ,獨特的港式混血白話文大行其道。這種「三及第」的文風連《大公報》、《文匯報》也難免依從,可見其魅力非同小可。

除了文化人的專業成就,粵語在民間也孕育出另一種風光。曾經報案或做證人的讀者都知道,警方為市民錄取口供原來以「本地話」(即粵語)為準,甚至不容許以成語或文白夾雜的文字記錄證人的供詞。在法庭判案時,粵語書寫是有一定法律地位的。

至於更通俗的層面,一般市民的日常書寫、社交媒體的聊天和網上平台的宣洩等,更是草草不恭的洪荒世界,浮淺、低俗、刻薄、猥瑣在所難免。欣賞者讚許它活力充沛、創意不凡,批評者慨嘆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褒貶抑揚,見仁見智,也許這就是香港既可愛又遺憾的地方。

小結

香港人所謂的「粵語」在「泛粵語區」應如何界定?粵語保育的終極關懷是甚麼?當前我們的書寫格局近乎放任自流,實用考慮和市場需要難免成為主要動力,長此下去,對粵語的保育究竟是雪中送炭還是雪上加霜?如果我們要積極實現粵語書寫的願景,應該何去何從?各地新移民融入香港,港式粵語又該如何應對?一旦我們操持粵語有所舉措,會干擾它的自然發展,有違保育的初衷嗎?……這些都是愛惜粵語的同路人要好好思量的問題。

註釋:

1. 殖民地官員金文泰曾將部分粵謳翻譯成英文,於1904年出版《嶺南情歌》(Cantonese Love-Songs)。

2. 作家筆名,不是蘇洵三父子。

 

作者的其他文章